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隶属于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是负责清史纂修组织工作的学术机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下设有秘书组、通纪组、典志组、传记组、史表组、图录组、篇目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首任主任为戴逸。
2002年8月，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出任编委会主任。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启动会议召开，提出“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2004年4月2日，清史编纂委员会更名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对外称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09年10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印发《关于清史纂修中重大学术问题表述的意见》，供研究撰写和审改工作遵循。2012年6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基础工程档案组、文献组、编译组撤组。2014年5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篇目组、质检组。2017年4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完成《<清史>编纂总则例》修订工作。2018年10月30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向文化和旅游部上报《清史（送审稿）》，《清史（送审稿）》进入上级主管单位送审程序。
历史沿革
成立背景
1914年，北洋政府政开设清史馆，历时十四年，到1927年大致纂成一部合乎传统正史体例的史稿，但因时局变化，来不及细加核改，便匆匆推出《清史稿》而告终。虽然这部《清史稿》在清史纂修史上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也曾经为清史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然而，鉴于这部史著从观点到史料、体例等方面，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缺陷，所以在国家和社会两方面都没有得到一部正史所应有的承认。所谓“第二十六史”的称呼，大多是书商为推广发行而使用的宣传用语，从未成为公认说法。就连当初的编纂者自身，也不敢宣称清史纂修已经成书，而只敢将此稿视之为“先导”，书名亦明确加一“稿”字。北伐结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基于与北洋政府的不同政治立场，很快公开表示了不承认《清史稿》具有正史地位的态度。不过，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条件，也同样无法为完成一部更为完善的清史提供保障。这就决定了整个民国时期的清史纂修活动，最终不得不以这部《清史稿》而草草宣告收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史学界，都很快注意到了民国时期清史纂修的不良状况，故而出现了重新纂修一部《清史》的声音。20世纪50年代初，董必武同志便向中央建议修撰两部史书，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部是清史，作为两个大型文化工程。董必武同志之所以这么早提出修撰清史的任务，除了根据中国“易代修史”的长期传统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权也在开展编修清史的工作，试图以之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争夺正统地位的一个手段。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事实上也不可能立即将纂修清史的工作付诸实施，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忘怀此事，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以后，便把纂修任务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来。
成立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纂修动议
1958 年，周恩来同志委托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具体考虑怎样开展纂修清史的工作。吴晗接受这个任务后，与郑天挺、戴逸、任继愈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并制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准备设立清史馆，网罗大批翻译人才，除英、法、德语外，还需要满语和蒙古语等语种的翻译，总共需要100人的规模；此外还计划招收一些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进行清史方面的专门培养，等等。然而，由于紧接着就遭遇到三年困难时期，所以这个计划只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来得及进行实质性活动。
1965年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纂修清史问题的部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共由7人组成，分别是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尹达、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刘大年、佟冬（吉林大学清史专家）、刘导生和戴逸。此次部长会议还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纂修清史的基础单位。这次会议结束后，由于郭影秋同志当时正在北京前沙涧搞“四清”活动，因此由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之后向戴逸传达了这个会议的有关决定，并一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城内校区中选定了一个地方，即沙井胡同和蓑衣胡同一带，准备筹建清史研究所。
不幸的是，这次筹建行动还没有开展就很快流产了。本来，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很紧张，所以周扬在召开这次清史编纂会议时，就有意没有邀请当时两位著名明清史专家吴晗、郑天挺参加，因为他们都是党外人士。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即当年12月间，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以后，外部形势发展急转直下，很快对清史纂修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致使整个工作陷入停顿。不久后，连清史研究所筹建活动依托的母体中国人民大学也被勒令解散。
改革开放后的纂修动议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就出现了要求纂修清史的呼声。1979年，一封建议国家纂修清史的人民来信直接寄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手中，邓小平同志很快在这封人民来信上作了重要批复，并将其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处理。接到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常委兼副主任刘导生同志向戴逸传达了这个精神。虽说这封人民来信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始终无人知情，但无论如何，以此信为契机，纂修清史的动议得以被再次提出。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清史编纂规划小组，经过大小会议的讨论，起草了一份《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同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这个规划草案被提交给大会讨论，但最终审议的结果，并未能就此规划立项。至于未能立项的原因，按照王戎笙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家拿不出足够的经费支持这一重大项目，专题研究不充分，许多清代史料特别是清代档案还没有进行大规模整理，对国外及港台地区清史研究状况所知甚少，规划草案本身也不完善，等等。
1981年，制定“六五”社科规划时，清史项目被列为历史学科最大的重点，并且在“七五”社科规划期间，清史继续被列入资助项目。在这一时期，由于当年确定的7名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大多年事已高，所以戴逸教授成为此时对清史纂修最为着力的倡议者。1982年，由戴逸教授倡导并牵头，全国第一次清史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区举行，与会学者在会上讨论了编纂清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会后，在这次会议意见的基础上，戴逸教授发表了《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一文，把纂修清史的迫切要求向社会各界作了公开表达。不过，这次纂修清史的动议不久之后便归于沉寂。因此，修纂清史的事情再次被耽搁下来。
新时期纂修条件的成熟
199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承担的“清史”项目被确定为教育部实施的“211工程”中的子项目，获得专项拨款。2000年，清史所又被教育部批准为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清史成为人民大学在史学界树立的最重要品牌，也是人民大学作为国内高校历史学重镇之一的重要资本。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纂修清史终于具备了一个基础较好的学术依托机构。
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
2000年底，戴逸教授首度披露了关于重修清史的基本构想，这是他多年来持续思考这一问题的结晶。他还认为，与前两次提出纂修动议的时期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无论是学术条件还是经济条件都已经相当成熟，非常适宜发起纂修清史的工作。在2001年3月召开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九届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政协代表、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都接受了戴逸等学者的委托，正式向国家提出了纂修清史的议案。“两会”上的提案经由新闻媒体的传播，使得纂修清史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001年4月5日，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王忍之、蔡美彪、朱家溍、戴逸、李文海、龚书铎等多位著名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清史”纂修座谈会，进一步对修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呼吁，纂修大型清史的学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都已完全具备，因此希望由国家出面组织和立项，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尽早启动清史纂修工程。
2001年5月17至19日，清史所在北京发起召开了“清史修纂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150多名清史学者深入探讨了修纂清史的意义、时机、原则、体例等诸多重要问题。2002年后，国家也加快了把纂修工作提到具体日程上来的步伐。2002年3月29日，清史纂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文化部宣布成立，这标志着纂修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参与此项工作的各方面人员进行了更为完整、细致的筹划。
正式成立
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2002年10月，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为组长，十五个部委和相关单位领导参加的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成立。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出任编委会主任，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2003年1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清史编纂启动会议，提出“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
2004年4月2日，清史编纂委员会更名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对外称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04年4月-2005年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开展大规模立项工作。项目包括《清史》编纂项目和档案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等。2005年4-5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召开《清史》编纂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会议。清史纂修工作重点由项目立项转向研究撰写、项目评估。
2008年11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召开“清光绪帝死因”研究报告会，发布《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2009年10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印发《关于清史纂修中重大学术问题表述的意见》，供研究撰写和审改工作遵循。2010年1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2010年10月26-28日，国家清史编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1年6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向主体项目主持人发出《关于加强项目责任制，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通知》。12月14-15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2012年6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基础工程档案组、文献组、编译组撤组。2013年2月，编审组撤组；同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启动主体项目稿件防抄袭检测工作。2014年5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篇目组、质检组。2015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面开展主体项目审改工作。
2016年4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启动主体项目稿件返回主持人确认工作。6月18-20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7月25日，国家清史修领导小组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清史编纂2016年下半年-2018年工作实施方案》。2017年4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完成《<清史>编纂总则例》修订工作。5月28日，国家清史修领导小组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向主体项目主持人发出《关于严格落实〈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合同书〉非侵权担保条款要求的通知》。8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发布《<清史>稿件整合统稿工作方案》，启动清史稿件整合统稿工作。9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向主体项目主持人发出《关于提供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主体类项目作者信息的函》及《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主体类项目作者信息登记表》。
2018年5月22-23日，国家清史修领导小组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10月30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向文化和旅游部上报《清史（送审稿）》，《清史（送审稿）》进入上级主管单位送审程序。11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清史（送审稿）修改工作方案》。12月17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召开专家会议。
2019年1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开展《清史（送审稿）》交叉通读工作进一步打磨稿件质量。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人民出版社就《清史（送审稿）》进一步打磨修改，形成定期会商机制。
组织架构
学术部门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设学术部门分别负责清史纂修各类项目的学术设计和组织工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隶属于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下设有秘书组、通纪组、典志组、传记组、史表组、图录组、篇目组。
委员会成员
主任：戴逸（已逝）
委员（按笔画顺序排列）：王晓秋、冯尔康、吴建雍、张岂之、张海鹏、李文海、李治亭、李致忠、杨念群、杨珍、邹爱莲、陈祖武、陈桦、经君健、姜义华、姜涛、桑兵、郭成康、章开沅、黄兴涛、龚书铎
出版图书
2018年10月，国家清史稿编纂委员会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送审稿。
首任主任
戴逸（1926年9月—2024年1月24日），江苏常熟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稿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在该校执教。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曾先后主持编写了《简明清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等大型著作及丛书。其主编的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是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全面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著作，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他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总计有40余部，发表文章800余篇。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戴逸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为完成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10多年间，他倾注全部心血，团结全国专家学者，孜孜不倦推动《清史》纂修工程有序开展。到2018年10月，终于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送审稿。新修《清史》赓续历代修史传统，是新时代立足于断代史、整体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尝试。
价值意义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一方面，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纂修清史，就正是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面对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从而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能真正做到“促进全球文明，光大中华文化”。
参考资料 >
戴逸逝世一周年丨马大正：戴逸老师与清史纂修工程.今日头条.2025-12-11
机构组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25-12-11
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5-12-11
戴逸与清史纂修.国务院参事室.2025-12-1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更名及调整组成人员的通知.四川省人民政府.2025-12-11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山西大学社会科学处.2025-12-1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25-12-11
历史学家戴逸辞世.新华网.2025-12-1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整理出版图书目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25-12-11
戴逸逝世一周年丨于沛:戴逸先生清史纂修的世界眼光.百家号.2025-12-11